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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县目前已经变成了一个十分繁荣的地方,到处都是屯坑的百姓,这些百姓除了山东本土招募来的外,还有从京师地区来的,也有从南方来的,更有十多万是凤阳一战俘虏而来的陕西、河南、安徽的百姓。
这些百姓大多都种下了冬小麦和红薯,有的百姓来得晚,只能种春小麦和红薯,三百多万亩的土地,悉数种上了粮食。
靠近河流的地方架上了水车或铺上了灌渠,附近没有水源的土地则打好了灌井,水利方面十分完备。
百姓家中,大多都领养了许多鸡、鸭、鹅、猪、羊的崽子。可以想象,来年定然会有一个大丰收。
明末的生产已经非常萧条,粮食在各地都很缺乏,就算是南方,粮食产量已经开始缩减。
并不是说缺不缺耕地的问题,大明的耕地一点都不缺,真正缺的是一个良好的生产环境。
例如东南,最重要的就是水利,若无水利轻则无法灌溉,重则洪水泛滥。
朝廷不仅税收抵,而且偷税漏税多,贪污[***]多,特权阶级多,财政已经非常拮据了,自然没钱修水利。
有官员向朱由检提议治理东南水利,并言明其中的好处,但朱由检实在拿不出银子,只要问了一句:修缮水利可扰民否?
“……”
最终这项提议只能作罢,东南水利也得不到修缮。年年南方都有大涝、旱灾,没有水利的情况下,抗灾能力非常脆弱。
不仅是东南水利,到处的水利都已经失修。
例如黄河在万历以前,需要每年一小挑,三年一大挑,以清理河道中的淤泥,但现在已经没人做这事了。
黄河决口时常都有,着也注定了后来黄河又改道山东。
北方一带的情况则比南方严重许多倍,赵岩此次前往安徽、河南两地,所过之处大多荒芜,土地闲置无人耕种。
山东自万历到八年,经常发生天灾、兵乱,到现在全山东的人口已经十不存五。北直隶原本富庶,却因为天灾、满清掠夺,比山东更惨。
河南自然不用说了,蝗灾不断,从万历闹到崇祯,多则三五年一次,少则连年都闹,二年、三年连续闹了两年蝗灾,五年又闹了一次,七年蝗灾又起。
黄河一带的蝗灾可谓历史悠久,直到解放后才被彻底消除,不过后世虽然治理了黄河蝗灾,草原又跳出一个‘亚洲小车蝗’。
河南出了蝗灾,又被流贼两次攻入,更是把生产搅得一塌糊涂。
比河南更惨的则是陕西,这是流贼与官军的主战场,又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,生态环境又十分脆弱,大量的百姓已经活不下去了。
其他省份虽然没这些地方惨,但水利失修导致抗灾能力极度脆弱,典吏又贪污不断,穷苦百姓很多同样吃不饱肚子。
再加上生产出的粮食没有得到有效的调控,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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