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送薛存义序》是典型的文以载道。柳宗元以赠序文的形式发表了自己对“官”“民”关系的看法。华夏自古有天下为公的思想,然而确凿地提出当“官为民役”,柳河东却是第一人。
柳宗元在《送宁国范明府诗序》中已经提出了这个观点,在《送薛存义序》中更加以阐述。视百姓缴纳田税为雇佣官员为其主持公道,将二者比作雇佣关系,从而推出庸官、贪官皆如同受雇工人偷懒、偷盗的结论。可以说,柳宗元的政治思想里已经不将皇帝放在最高位上了,而是传承了“民为重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的孟子体系。
国朝对于孟子的这一套理论防范之深,犹视之为洪水猛兽。太祖皇帝一度骂孟子乃无君无父之人,甚至删改《孟子》一书。然而高皇帝终究做不到满清皇帝那般干净利落,他手下的儒臣也还有着脊梁。孟子的民本思想非但没有因此而禁锢消失,反倒以闹剧丑闻为载体,流传下来。
大明的思想界,在经历了心学对理学的冲击之后,民本思想更是大行其道。江南地方甚至有人公然在街上议论:这世上原本就不需要皇帝和官员,人民完全可以自己管好自己,为自己做主。
朱慈烺是从朝臣那里得知这些“荒诞”风气的。那些重臣会向皇帝隐瞒自己娶了小妾,会避讳自己收了多少分润,但绝不会隐瞒这些狂悖言论,只会当做谈资消遣,同时也好刺激刺激高高在上的皇帝,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
照这种态势,大明就算不灭在通古斯人或是李闯手里,也会因为人民的觉醒而被摒弃。最好的结果不过是个虚君共和,当个毫无实权的印把子。
朱慈烺很清楚世界文明的进步方向,并不打算逆潮流而动。正是因为他坚信自己顺应历史潮流,所以才有了奋起抵御满清的信心,否则早就被压得崩溃了。在他看来,以农奴制逆袭大明的开明**,这本来就是历史的玩笑,绝不是主流。
思考这些大问题让朱慈烺更加疲惫,眼下需要的只是一支廉洁奉公的官吏队伍。他望向张诗奇,暂时放过了那些高大深远的课题,等着这个老书生的表态。
张诗奇过了一遍《送薛存义序》,隐约间觉得有些不很妥当。若说官员是老百姓雇佣的长工,那朝廷在哪儿呢?君王又放哪里?看似简单的一篇小短文,深究起来却有一道让人无法逾越的鸿沟。若是贸贸然跨过去,很可能因为步子太大扯到蛋。
若是不跨出这一步,必然是终老在书吏幕友的位置上。
“太祖高皇帝立戒石亭,勒刻:‘尔俸尔禄,民脂民膏;下民易虐,上天难欺!’”张诗奇不愧是积年老吏,当下扯出朱元璋这面虎旗:“正是告诫我辈,当为民仆役,不可虐民。”
朱慈烺对于张诗奇如此引申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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