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津三卫原本地位不彰,在京畿附近诸多重镇面前是个不折不扣的“小弟弟”。直到万历年间,因为ri本对朝鲜的侵略,唤醒了大明朝堂上下对“倭患”的不良记忆。
当时的大学士赵志皋对形势分析得十分透彻,他说:“倭之不能北犯中国者,惟恃朝鲜全、庆二道为我卫耳。全庆亡,朝鲜必亡。朝鲜一亡,则倭不从陆犯辽,必从东汉、临津、晴川、大定、大同、鸭绿诸江分兵四出。凡东南沿海皆有切近之忧,此目今一大患也。故全、庆必当屯兵,以至沿海边卫均当预防。”
“天津北拱神京,南通运河,舳舻之会,冠盖之场,鸭绿扬帆三ri可至”,在此情况下,“天津、登莱莫若添设备倭抚臣一员,南防中原,北壮神京,东障海岛。此内防之最不可缺者。”
朱慈烺在宫中读到这段档案的时候,不能不为之叹服。在后世那么多人质疑朝鲜战争的意义时,浑然没有想到,早在万历时代,朝堂诸公就已经认识到了朝鲜实际是中国屏藩的意义。
天津正因此设立了巡抚和总兵,不过并非地方巡抚,而是专务巡抚——天津海防巡抚。由山东布政使万世德加都察院右佥都御使,巡抚天津登莱海防事务。又因为朝鲜国力薄弱,无法支持入朝明军的粮饷问题,所以万世德以及其后的天津巡抚都致力于开垦屯田,将职权范围扩大到了民政。
万历二十七年朝鲜倭乱平息,天津巡抚移抚保定,直到天启元年,建奴占据辽阳,金、复、海、盖四州都为建奴所有。这四州距离天津真是盈盈一水间,顺风扬帆两ri可到。天津作为南北咽喉,是辽西水陆货运的枢纽,又是征东军的粮饷供应地,不能不设重臣巡抚。
“臣是天启二年,以光禄寺少卿之职迁右佥都御使,巡抚天津。”李邦华故地重游,不免感慨。他在京中接了朱慈烺的传书,不顾车马颠簸,赶到了天津,见皇太子安然无恙,高坐殿堂,又有吴甡孙传庭蔡懋德等人在侧,心中总算安定了许多。
朱慈烺笑道:“津门的确是战略要地,然而也是个守不住的地方。我们只是从这里转走海路。”
“殿下要去江南?”李邦华好奇问道。
“山东。”朱慈烺道:“周应期原本是山东布政使,现在已经乘船回莱州去安顿打点了。”
“殿下从山西过来,为何不走陆路去山东呢?”李邦华不解道。
朱慈烺道:“君父国母尚在累卵之地,焉能独身而走?”
李邦华想了想,环视东宫近臣,见他们都不说话,悠悠道:“殿下可听闻:人固有一死,或重于泰山,或轻于鸿毛。”
司马迁的《报任安书》,这在当下简直是入门级读物。
“陛下身负九鼎,惟有坚持效死务去之义。”李邦华从容道:“当今国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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