崇祯、隆景两个时代或许是大明文武官员们最为向往的时代了。
在文官而言,大明连年开疆拓土,几乎疯了一样吞并藩属,打击蒙鞑、瓦剌,每个月就多出一个县,甚至一个府。这些地方都需要官员治理,乃至于只要识字就能吃皇粮。
对于武官而言,北伐国策坚持到了第三年,兵部给了更多的编制,百分之八十的军官职位都虚位以待,根本不用担心自己的升迁问题。尤其大明的战术战法武器装备,根本不是蒙古人能够抵御的,战役上的获胜毫无悬念。
对于百姓而言,生活却未必十分惬意。
按照《皇明通报》的说法,大明百姓在隆景三年摆脱了赤贫线,全体进入温饱线,美好得让人几乎不能相信。南方一直唱对台戏的《士林报》为此还特意深入山陕甘边疆,果然没有找到赤贫人家。
既然大家都能吃饱饭,为什么还不惬意呢?
因为在这道光彩炫目的光环之下,是所有赤贫人家都被强制迁徙去了河套、辽宁、海西、台湾、澳洲、安南——如今恢复了交趾布政使司的编制。
支持这种做法的士人认为,既然有些地方贫困得无法养活生民——有的地方数年不曾下雨,百姓每天只能喝一口水,更别提洗漱了——国家出钱将他们迁徙安置,这是千古德政。
这种看法多在牧民官中传播,因为他们走下去之后,发现人若不走,只能在当地熬死。根本不可能有其他任何办法解决问题——难道还能让老天爷下雨?谁都知道祈雨只是心理安慰,当不得真。
然而也有许多人表示反对,认为人生于斯死于斯,这份故土情节是应该被理解的。就算他们渴死饿死,也是求仁得仁。朝廷以强制手段,近乎流放地将他们送去边疆、蛮荒之地,这根本谈不上德政,反而是暴政!
朱慈烺并不介意这种声音,但凡说这种话的人多是不掌握资源的闲人。在这个国家里,只有掌握了军事、民生资源的人才有资格和能力对国策产生影响。至于那些杂音。权当给他们一个发泄口,消耗多余的精力罢了。
而且一旦这些人进入官场,牧守一方,他们也会立刻转变思想,为了百姓的生计。或是为了自己的政绩,将治下赤贫百姓押送去朝廷指定的遣送点。
在如今的技术条件之下,大规模的移民安置肯定不会和《皇明通报》上鼓吹的那样幸福美好,尤其是前往台湾、澳洲和交趾的百姓,虽然他们大多是南方人,但仍旧会死在地方传染病和瘴疠之下,这种“阵痛”恐怕要到第三代移民才能缓解。
不过大规模人口迁徙,以及严苛的移民、流放标准。却带来了社会稳定,几乎到了路不拾遗的程度——当然,这也与警察局为了完成指标采用的钓鱼执法有很大关系。
大明人口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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