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以那段时间,我和整个公司的同事们都被搞得很疲惫,有很多跟我一块来大陆的研发骨干都悄悄离职或者干脆不来上班,因为他们也怕在宝岛的家人受到打击报复,甚至不让他们回宝岛。
当时,走了不少人,但还好,依然有一部分人选择留下来跟我干一番事业,我本人,也被宝岛那边销掉了户籍,只能彻底当一个大陆人!”
说到这儿的时候,张汝今的语气明显有些自嘲,他没想到,他竟然是最早回归的宝岛人之一,而且是以这种奇怪的方式。
“我原本以为,解决了这桩难事,我们留下来的人好好搞,中芯国际一定能起得来,但是没想到,后来大陆这边又出来个“汉芯事件”,原本对我们很支持的许多大陆政府部门,一听说我们是搞芯片的,就有些犹豫了。
虽然大家都知道,中国要搞好芯片产业,大陆要搞好芯片产业,但那段时间谁也不愿意当那个出头鸟。
等到局势稍微缓和了,我们和台积电的官司诉讼,恩恩怨怨又是接连不断,中芯的许多工程师都是台积电出身,我们想要完全跟台积电撇清关系,哪有那么容易,甚至我们很多工程师做设计,都按以前在世大积电或者台积电的那套来,当时因为急于发展没太注重这些细节问题,这导致后来我们和台积电的官司输多胜少。
另外,当时中芯一直没实现盈利,投资人也慢慢失去了耐心,大陆各地政府部门虽然对我们的态度好转表达支持,但面子政绩工程大于里子,加上当时我们采用的发展策略存在巨大的错误,想要通过多建厂,扩大规模的方式降低芯片生产成本,提升竞争力。
事后回想起来,我们当时实在是太过急于求成了,这种规模化的策略或许适用于其他行业,但绝对不适用于芯片行业。
因为芯片行业是一个技术周期迭代特别短的行业,而且越往后迭代,生产投资成本越大,我们的厂还没建成,生产的产品就落伍了。
四处建厂,让本就还没盈利的中芯浪费了更多的资源和精力,如果当时我们能集中资源先把研发搞上去,或许今天的情况又会不一样,我在芯片行业干了大半辈子,这是我唯一感觉自责和愧疚的地方。
张生说我是一个建厂高手,这话倒是没错,我在美国德州仪器工作的时候,就在美国和东南亚建了不少芯片厂,后来回宝岛,来大陆,又在各地建了不少芯片厂,但是真正能好好活到今天的并没有几个。
09年的时候,我们在燕京和美国都在跟台积电打官司,美国那边我没指望,我本以为燕京的官司我们能赢,结果输了。
为了彻底解决中芯国际和台积电的恩恩怨怨,我本人只能答应离开中芯国际,并且签了竞业协议,其后几年内都没再涉足芯片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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