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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情商的说法是,回家悠游林下,侍奉老母。
低情商的说法是,回乡作为地方利益集团一份子,开心的侵吞民田、欺男霸女。然后等待机会起复。若是得不到心仪的官职,他们宁肯一辈子不再出仕,也不愿意去外乡遭罪。
所以说,这帮士大夫之所以能‘不为五斗米折腰’,根本不是因为道德高尚。狗日的剥削阶级,哪怕满嘴仁义道德,也改不了一肚子男盗女娼。
只是因为他们都是剥削阶级,所以广有家业,根本不指着做官那点俸禄罢了……张四维的例子虽然极端,但赵昊这么多年来,还没见过一个出身贫寒的进士呢。
这并不奇怪,在阶级业已固化的当下,大明早已是寒门无贵子了。说考中进士的尽是大户人家的子弟固然绝对了点,可十之八九确实如此。
就算是天赋异禀的贫寒士子,考中了进士后,也会很快如那‘范进中举’一般,带领整个家庭实现阶级跃迁——会有数不清的田产投献到他名下,仅此一项收入就远超那点儿俸禄了。
说白了,明朝士大夫稀罕的只是进士头衔带来的特权,清贵的官职带来的地位,所以才会表现的那么强项,那么视自己的一官半职如浮云。
至于辫子朝为什么会翻过来呢?是因为老四搞了‘摊丁入亩’、‘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’和‘火耗归公’……废除了官员和士绅的特权,又让地方官贪污合法化,以至于‘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’。此消彼长间,官员们自然热衷于外放,好大捞特捞,捞不够本决计不肯轻易辞官了……
所以说,天下熙熙,皆为利来,天下攘攘,皆为利往。自古至今,概莫如是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,实乃颠破不灭的真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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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避免官员称病逃避外放。高拱于正月廿八日奏陈,‘今后两京官陛迁外任以疾乞休者,俱予致仕,不许病愈起用。有规避者即降级改用,敢违抗不赴者除名闲住。外官称病乞休者,必其事情迫切,始为代请。其奏荐起用病愈官员,须由抚按官考核裁酌,不得徇私滥举。’
隆庆皇帝自然无所不从,当即应允。
这下逃都没地儿逃了,彻底要了亲命了……官员们只好委委屈屈的收拾好行装,在同僚们同情的目光中,不情不愿的离京上任去了。
其中得到最大同情的,居然是远在昆山的赵二爷。
这很好理解,以赵二爷堂堂状元,从六品的翰林修撰,正常是根本不该外放的。更别说外放知县了,那是很严重的贬斥。他于人生得意时直坠谷底,却没有气馁,也没有躺平任撸,反而励精图治,在昆山县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成绩来。
这充分展现出了士大夫‘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’的宠辱不惊,为赵二爷赢得了极高的声誉。
何况他还是东厂太监认证过的‘铁尻状元’。皇帝也不待见他,居然不许他这个连续三年卓异第一的官员朝觐,而且还把他发配到潮州那种险恶之地当佐贰官!
种种不公叠加在一起,士林能不同情他吗?简直要沉痛哀悼了好不好。甚至有人去赵家巷当街一哭,搞得赵昊兄弟大为光火。我们爷爷还没死呢,急着哭什么丧啊?
不过无论如何,经此一番,赵二爷如今在士林中的声誉,可谓如日中天,说一声名满天下也不为过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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