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中日军的异常调动,很快就引起了国共情报机关的密切注意。
接着,日军第十师团在大梅山被独立团包围的消息就不胫而走。
这一消息甚至于惊动了蒋委员长,不过此时的蒋委员长心情并不好。
三路日军正从三个方向日益逼近,武汉三镇的气氛正变得空前紧张,往日人山人海、熙熙攘攘的汉口码头,此时也冷清许多,只有几艘拥有高大烟囱、庞大身躯的英国军舰仍旧还静静停泊在码头上,浑然不把即将要打到武汉的日军当一回事。
蒋委员长在行营听了一天的汇报,浑身疲惫的回到了江汉路的官邸。
最近这段时间,充啻在蒋委员长案头的都不是什么好消息,一件件、一桩桩,全都是让人心烦意乱的消息。
河南省夏粮绝收,已经饿死了十几万灾民,急需要拨粮赈灾;余汉谋第十二集团军连战连败,广州彻底失守,中国丧失了最后一个与外界相联络的港口;汪精卫屡屡在公开场合发表投降言论,严重动摇了全面军民的抗战决心。
被蒋委员长寄予厚望的国联再次发表公告,对日本的侵华之举表示遗憾,然后就再没有然后了,然而既便如此,蒋委员长也仍然对美、英、法等西方列强痴心不改,仍然还在苦苦等着西方列强出面调停,为此,蒋委员长甚至于极其屈辱的放弃了对日宣战。
迟迟没有对日宣战,其中之委屈,之屈辱,恐怕只有蒋委员长自己知道。
只不过,跟武汉会战的战局相比,这些烦心事立刻又显得不那么重要了。
对于武汉会战,蒋委员长是寄予了厚望的,因为在武汉会战还没打之前,蒋委员长以承认外蒙独立为代价,换取了苏联的巨额的军援,光是战斗机就援助了千余架,地勤人员就派了五千余人,这便是苏联援华航空队。
除了飞机之外,苏联还向中国援助了近百辆坦克,一千余门火炮,五万余挺机枪外加一千余辆汽车,当然,这些援助并不是无偿援助,而是由苏联提供贷款,然后利用这笔贷款从苏联购买武器装备,最后还是要还的。
说到这,还得顺便说一点题外话。
从满清被推翻,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,这三十八年间,中华大地陷入持续的军阀混战,为了维持战争,各系军阀争相向西方举债,直系、皖系、奉系甚至西北军,都向西方各国借了大量的外债,蒋委员长的中央军也是毫不例外。
而西方列强为了从中牟利,也是浑然不顾中国人民死活,只顾大发战争财。
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之后,蒋委员长对北洋军阀借下的外债是予以承认的,这笔外债总额约合国币七亿元,这是银元,不是后来贬得一塌糊涂的法币,按民国的岁入,当时全中国四亿人民需要不吃不喝十年才能还清。
再后来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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